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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言恭達:做傳統書法與現代社會的擺渡人
          2019-02-21 09:00:00  來源:新華日報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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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言恭達

            《論語》中有這樣一句話:“志于道,據于德,依于仁,游于藝”,說的是君子修習之道,如果把次序顛倒,君子游于藝則必須要志于道。事實上,中國古代士人從來不把藝術當作純粹的技巧,而是為它們賦予意義,上升到哲學層面的“道”。

            著名書法家言恭達一直作著這樣的追求。在接受采訪時,他一直在表達的,是書法代表傳統文化的底層邏輯、藝術家應該有什么樣的情懷、傳統藝術如何滋養現代人的心靈,以及中國文化如何通過書法藝術與世界對話……

            一個藝術家,要思考比技藝更廣闊的事,思考比名利更高遠的事,并把這種思考傳達給更多的人,引領當下的藝術審美,這就是他卸任中國書協副主席后入職清華大學的重要原因。

            家教告訴我, 人要有大情懷做“大”事情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您是一位學者型的書法家,除了在書法上卓有成就,還在國內外大量進行演講、授課和學術交流活動,這似乎已超出了純粹的書法創作。

            言恭達:這可能跟我的家世和家風有關。

            我是言偃第84代孫。言偃是《論語》里經常提到的子游,和顏回、子路、子貢、子夏等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,也是孔門72賢人中唯一的南方弟子。言偃以文學見長,孔子去世后,他和子張、仲弓等人整理論語,并把儒學帶到了南方,被稱為“南方夫子”。在《禮記禮運篇》里,孔子與言偃有一段對話,闡述了儒家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為公”的政治理想。

            在我的老家常熟,孔子的文廟旁就是言偃的家廟,從我有記憶時起,就跟著父輩們在重大的節日去祭拜。這種慎終追遠的祭拜儀式莊嚴肅穆,要行跪拜禮,我感受到的是對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虔誠、敬畏,還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高感。后來我讀到了北宋張載那句著名的話: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,感覺某種沉睡的東西被喚醒了。這種天下己任、舍我其誰的擔當和奮發,是中國文化人生命底色中的精神氣質,這種精神是中華傳統文化生生不息、歷久彌新的根脈。

            也許就是這些啟示著我一生要在傳統文化中安身立命,并且以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為使命。我今年已過七十,回顧人生經歷,可以說我的文化自覺,是被傳統文化喚醒的。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那么您又是如何走上書法之路的呢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的父親——一個老實本分的讀書人,家里的字帖、畫冊、印章很多。他結交了常熟當地的一大批書畫家,直到我上世紀80年代當常熟書畫院院長,父親當年結交的老先生還是書畫院的骨干力量。

            我要特別感謝的是我母親,她在解放后一直當居委會主任,經常午飯吃一半就出門調解家庭糾紛。母親給我們子女帶來的更多是人性的光輝、人格的修煉與人文的學養。比如我小時候舅婆給了我們一床新棉胎,她第二天就送給了一戶送煤基的“五保戶”夫婦,那家的3個孩子在冬天只有一床薄單被,母親在做這件事的時候,并沒想著自家留下新的送出舊的;比如有一天她領兩個臟小孩回家吃午飯,我不愿意上桌。事后她問我:“你是不是嫌人家窮?”那目光讓我覺得無地自容,也讓“人與人是平等的”這個觀念從小在我心里深深扎根。

            母親教會我兩件事,一是人要有精神,我們家里從來不許談錢,她從不要求我們賺錢,但我的作品獲獎或出版,她會很高興;二是要干大事,這個“大”不是豐功偉績的大,而是超越小我的“大”,她常說:“居委會為大家服務也是干大事。”

            筆墨隨時代,

            用中國書法對話世界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我們身處一個鍵盤和觸屏的時代,需要寫字的時候越來越少了,那么傳統的書法在今天的價值和生命力在哪里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從實用角度來說,漢字書寫在逐漸退場,但是書法的藝術性、審美性、文化性卻變得越來越重要。

            書法為傳統百藝之首。漢字是中華文化的基因,書法則將漢字藝術化,它影響并參與塑造了中國人的藝術觀、世界觀及思維方式,構成了東方文化的基礎。在全球化、數字化的時代,如何保持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氣質?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如何有尊嚴地、詩意地生活?我們必須要從琴、棋、書、畫、詩、酒、茶等傳統文化載體中尋找答案。中華文化的復興首先要有傳統文化的復興,將之沉淀為人格,體現為國民性,表現為生活美學,這一切離開了書法是不可想像的。因此我們可以說,書寫的人在變少,但喜愛、欣賞、練習書法的人一定會越來越多。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每位藝術家都有自己的美學追求,那么您走過什么樣的書法之路,形成了什么樣的藝術感悟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我5歲起跟父親學習書畫,而立之年后拜師沙曼翁與宋文治兩位老師。拿書法來說,沙曼翁先生傳授給我的,一是繼承傳統但不為傳統所囿,曼翁師曾治一印,印文“不為古人奴”;二是追求自然平淡、古樸天真;三是富于變化,從結構、用筆到用墨,正奇巧拙配合得當,四個字——融古為我。

            我的書法道路大致以40歲為界,此前20年以臨摹為主打基礎,以后則以探索為主走通變之路。我在年輕時正草隸篆廣泛涉獵,臨摹了好多歷代大家的碑帖,精讀歷代書論。我曾在《抱云堂藝思錄》里回憶過那段時光:“顏真卿‘祭侄’‘三表’、米芾‘蜀素’‘茹溪’的感染力曾使我迷戀;雍邑石鼓、泰山金剛經的金石氣曾使我震顫;而東漢居延漢簡的天真稚趣又使我醉倒……”但是廣取之下需要約取,尋找自己的方向,總體來說,我在篆、隸、草三種書體上著力最多,用功最勤。

            從上世紀80年代末,我開始探索自己的藝術風格,一方面“以草入篆”,以草書筆意寫出金文靜態中的動感,墨色善用濃淡渴潤,恣肆而凝煉;另一方面“以篆入草”,使用長鋒羊毫將篆籀的筆法用于大草創作,以雄樸清逸之筆調,得暢達蒼茫之氣息,強化書法的詩性與音韻美。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您創作了一批大草作品,并參加了很多國際性活動,這些經歷讓您如何看待中國書法的當代性和世界性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大草長卷是我追求書法傳統與時代創新的嘗試。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,我創作了《我的中國心》17米大草長卷;2010年我創作的《城市讓生活更美好》25米長卷入藏國家博物館;2011年辛亥百年,我創作的《世紀脊梁》41米長卷在美國夏威夷大學APEC文化論壇展出;2012年我創作的15米長卷顧拜旦《體育頌》在倫敦第30屆奧運會美術大會上展出,這是參展的76個國家500多件繪畫作品中惟一的書法作品。此后,我還創作了大草自作詩《時代抒懷》和《將軍吟》、隸書《棲霞山賦》《江海南通賦》等。

            在技法上,這些作品以篆入草,古質遒美,線條純化,追求中國書法的詩性和寫意;在理念上,書法藝術不能沉湎于書房和展廳,而要融入社會,擁抱時代,關愛自然,為傳統基因融入現代元素。這些大草長卷承載著當下時空的許多元素,如白話文入大草,現代敘事方式,全球化文化背景和人類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等,這與一般意義上書寫唐詩宋詞、古文辭賦有很大不同,更有現實的意義和價值。

            這些年我一直努力推動中國書法與世界對話。2010年聯合國舉辦首屆中文日,我受邀展出了24件作品。當時,我講演的第一句話是:“走進書法就是走進中國,我為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感到無比自豪,為我今天是中華文化的傳播者而感到無比自豪。”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,孤芳自賞和崇洋媚外都是危險的,只有既堅守傳統文化,又積極融入世界,才會不斷煥發生機,在全球坐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展示獨特的魅力。

            跳出名利場,

            “人文性”是藝術終極命題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一方面傳統文化在全面復興,一方面社會在急劇變遷,那么中國書法在現代社會面臨什么樣的挑戰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這個時代豐富且復雜,粗糙又生動,東方與西方,歷史與當下,保守與革新……各種理念相互交匯、沖撞,是人類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圖景,也是激越的精神角力場,同時還是審美轉型的大時代。

            一方面文化與商業相融滲透,商業接受文化浸潤,文化被資本裹挾;另一方面精英式審美失落、消費性文化彌漫的同時,對高品位文化藝術的精神饑渴也在生長;與此同時,多元化、大數據、全球化、碎片化語境既帶來了全新視野,也對傳統的中國書畫藝術帶來了沖擊、挑戰甚至顛覆。

            書法界在繁榮的同時也有亂象,如標新立異的形式至上,只求“純美”,剝離“真”“善”,甚至出現了“任筆為體、聚墨成形”的“丑書”“新解構主義”;再如時俗蔓延,沉醉于裝飾美,津津于時尚流行,落落乎新潮爭艷,只求悅目,不求賞心;還有批評失語,甚至媚俗與變味,道義精神在不良風氣影響下逐漸稀釋。

            中國書壇構建新語境要求藝術家明白,自己不是追名逐利的市儈商人,不是玩弄技巧的書寫者,也不是蜷縮書齋的隱者,而首先是一個技進乎道的文化人,是民族精神的傳承者、引領者,也是時代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導者、傳播者。我曾在接受《朝聞天下》記者采訪時說,藝術家要實現四個轉變:小技進入大道,小我進入大我,小眾進入大眾,從小文化到大文化。文藝總是走在時代前列、引領社會風尚,藝術家應該做到在陽光下感恩時代,文化中敬畏傳統,民生里關愛大眾。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您多年來做公益,同時還以政協委員的身份提交了眾多的民生提案,是這種追求的體現嗎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是的。公益慈善已經成為我和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通過出售自己的藝術作品,為四川汶川、青海玉樹、四川雅安等地震災區和安徽貧困地區、江蘇紅十字孤兒學校、全國艾滋病防治宣傳等捐資近兩千萬元,在地方、高校和社會組織內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,時代造就和推出了我們這輩書畫家,我們不能對時代饋贈的一切感到心安理得,必須要回報社會。

           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,我關注最多的是社會文化民生,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0年間,提交了74個提案,從社區圖書館、鄉鎮文化站建設,創新社會管理,農民工教育培訓,醫療糾紛調解機制到中華文化“走出去”等,內容涉及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。這些看似與書法藝術沒有關系,但恰恰又是一個文化人必須關注的。我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新覺醒是“以道為本,以德為基”的道德責任,是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作為擔當,這是中國人的理想人性“仁”升華為民族精神的“道”,書法絕不是單一的技法訓練,而是一種精神價值追求。

            文藝周刊:那么,在中國書法的復興方面,您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?

            言恭達:我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傳統書法與現代社會的擺渡人。書法要回歸傳統,但不是片面復制傳統,我們始終要捫心自問,我們這代書法家為中國書法史貢獻了什么?

  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美學離不開哲學,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是一個哲學大命題,中國的書法家尤其要有家國情懷,關注世道人心,書寫時代正氣,弘揚中國精神。超越技法、名利,回歸“人文性”,是所有藝術的終極命題,藝術家對社會有一份特殊的責任。對于書法來說,推動中華傳統美學在當代的“文藝復興”,給人們以思想啟迪、知識積累、人格升化,實現人的現代化,倡導今天的人更“中國范”地詩意生活,我們責無旁貸。

            半個世紀的書法生涯告訴我,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正道是:還原于文化,求證以經典,引領以方向,積累于當代。

            本報記者 王宏偉

            文藝 檔案

            言恭達

            清華大學教授。博士研究生導師,國家一級美術師,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。第十一、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,第五、六屆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,中國國家畫院院務委員,(文化和旅游部)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會長,(教育部)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。南京大學、東南大學兼職教授,東南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院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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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責編:王宛璐 易保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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